2023年3月，<朝向白皮书>新系列报告公布。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正常营业的高尔夫球会共有330家。
陈朝行与朝向白皮书
在这330家球会中，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果说最有故事的，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则当之无愧。
和中山温泉宁静而致远的主题迥然不同，深高的故事繁杂而多变。四十年来众多主角次第登场，一如深圳和中山这两个地方的性格差异。
深高的故事必须从一个叫蚁民的人说起，他是深高第一任也是迄今任期最长的总经理。
蚁民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动工仪式上主持开球礼（照片来自深圳晚报）
蚁民的故事则要从1949年10月1日说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英雄聚会，领袖云集。
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此时此景，现在的人们已经在电影和档案里回味多遍。
而当时，在第一代领导人旁，有十几位来自海外的华侨领袖。除了陈嘉赓、司徒美堂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外，还有一位来自泰国的39岁的蚁美厚。
蚁美厚祖籍潮汕澄海，后来任广东人大常委副主任、广东侨委主任及全国侨联副主席，是新中国侨务工作的第一批实力人物。
蚁美厚有三子三女，长子叫蚁民。
正是这位蚁氏长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缘际会成为新中国高尔夫的第一代风云人物。
蚁民1945年出生，11岁跟随父亲回到中国后定居香港。到了八十年代，他成为最早投资深圳的外商之一。
而深南大道上的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人们简称之深高），正是他介入的第一个项目。进而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深圳高尔夫球会极具现代风格的会所
在香港半山的赛马会所，蚁民的故事偶而也会被提及，多年前这里是他常去的地方。如今，他当年的助手陈大钧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于此。
“建设深高的资金都是外商出的。外商当时分三个部分，一是日商猿丸集团，一是泰商都喜天丽酒店集团(Dusit Thani)，另一个华商，主要是蚁民和陈泽富，蚁民是主要推手。”说起蚁民，陈大钧也特别郑重其事，向来访者画了投资者的架构图。
“投资的比例应该是猿丸出七成，都喜天丽两成，蚁民和陈泽富加起来一成。而后来蚁民在都喜天丽那边似乎也有点份额。」陈大钧补充说。
这三家外资组成了香港华联实业公司，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于1979年12月28日签了一个关于建设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备忘录。1982年7月，双方又签署了正式合约，1982年9月得到深圳政府批复。
其实就在备忘录和政府批复的这33个月之间，深圳的高尔夫创世纪的地位得而复失。因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的政府批复在1982年1月下达，而在东主霍英东“绝对不能让日本人抢先”的指示下，中山温泉球场日夜赶工，最终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业的高尔夫球场。因此，深高没有喝到新中国高尔夫的“头啖汤”。
但这并不影响深高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特区身份，深高在深圳及南中国的经济及文化发展中，出手就占先机。
深圳高尔夫俱乐部
中国香港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深高拓展的前哨战场。
陈大钧本人长期在银行界工作，除了深高是他一段难忘的经历，广州的白天鹅酒店的建设他也有份参与。当年霍英东、彭国珍投资白天鹅的故事天下闻名，而当时，他作为彭国珍的嘉年集团代表，出任酒店董事。
陈大钧（右）和戴耀宗（左）在香港赛马会
利用华侨和外资建高级酒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决策甚至早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批旅游大酒店包括分别于1982年和1983年开张的北京建国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和南京金陵饭店，以及1984年开业的北京长城饭店、丽都饭店和广州中国大饭店等。
白天鹅列入中国大陆酒店业的六元老之一，自有其传奇故事，前些年在坊间广为流传。然而提及陈泽富和蚁民，中国高尔夫界知道的人并不多。
陈泽富是当年香港富豪中酒店业做得很大的一位，尤其是其拥有位于铜锣湾的柏宁酒店，更使他在日本和香港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铜锣湾素来被称之为小日本，区内的大丸、三越、崇光百货一直是在香港的日本侨民的最爱，柏宁酒店更是日商的聚集地。猿丸集团掌门人猿丸近悟能成为投资深高中的大股东，和陈泽富的推动有关。后来，居住在香港的深高和珠海国际高尔夫球会的日本籍会员，大多乘坐柏宁酒店的班车往返。陈泽富的高尔夫相关生意颇为可观。
而泰国的都喜天丽酒店业的加入，则是蚁民长袖善舞的结果。
和当时所有中外合资企业的球场一样, 深高的管理架构由中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特发）派遣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或称中方总经理)，外方派遣副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董事长由特发的高层领导兼任，因此往往无暇顾及具体业务。
倒是几任中方总经理一直是行业里的活跃人物。从邵为积，到刘大中、张景纯、陈朝行、林少斌，再到郁小平，深高的中方总经理在中国高尔夫江湖上几乎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名声最响的可能要算刘大中、张景纯和陈朝行，他们分别是深高的第二、三、四任中方总经理。
蚁民（左四）和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管理团队（照片由林涛提供）
而蚁民的总经理任期贯穿了上述五位中方老总。
所以，在深高最长久的面孔不是哪位中方总经理，也不是张连伟、程军、刘国杰等这些深高驻场职业高手。当然也不是曾经在深高前台部任职过，后来成了杨振宁另一半的翁帆。
而是常常一茄在手的蚁民。
深高的元老们都知道蚁民，特别是在每年春节期间他会从香港赶到深高，在球会的员工之家和大家打牌，发发红包。
蚁民可能是中国高尔夫界第一支烟枪，因为他爱抽雪茄素来为人熟知。
“蚁民平时都住在香港。每次来深高，我们总是先闻到他的雪茄味道。”如今已退休的原深高经理贾晓东这么形容。
蚁民后来应该是在烟草上发了点财，他曾是深圳免税局的烟草酒类供应商之一。
蚁民最传奇的故事，是2017年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栏目热播的《邓小平故事》系列的第一集（主题：邓小平与台湾问题）中，居然提到了他。
语境是这样的，当时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着手推进和台湾的沟通，试图与蒋经国对话，终于联系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作为中间人。陈立夫随即派出「私人代表马来西亚华侨杨亨显和泰国侨领蚁民来大陆沟通，邓小平不但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可惜的是，这辑节目播出时，蚁民已经去世三年了，享年仅68岁。
蚁民的传奇色彩浓厚。众所周知，他和泰国前总理差猜关系紧密。差猜老家也是潮汕澄海，和蚁家是同乡。
潮汕人向来仗义，差猜在1988年竞选总理时, 蚁民不休不眠地帮其助选。差猜获胜后，蚁民出任其内阁顾问。后来有人说，蚁民就在那期间身体出现了问题。
或许因为身体欠佳，蚁民逐渐减少了其它活动，而常常出现在深高。差猜也成为深高的常客。
说起来潮汕人还有个段子：在深圳高尔夫的历史篇章中，近乎半部属于潮汕英雄。如创建了观澜湖王朝的朱树豪来自潮汕饶平，深高前董事长陈鸿明也是潮汕人，深圳高尔夫球协会的前掌门人林文锋是潮汕揭阳人，第四任深高中方总经理的陈朝行是汕头人，再加上这位蚁民。
所以说潮汕人占据深圳高尔夫半壁江山实不为过。
而深高的总经理在江湖上更是享有特殊的光环。
2002年，深高的中方董事陈晓颖买断了外方的股份，并亲自担任总经理。蚁民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不过坊间传陈晓颖的一句解嘲挺有深义：
我在其它地方都是做董事长，唯独在深高做了总经理。
言若有憾，心实喜之。
这是后话。在早期的深高的发展过程中，无论谁做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要面对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也是新中国高尔夫向世界敞开大门后的第一个战役：中外股东权益之争。更明确地说，是关于会员证的收入和销售资格的争夺。
深高开业后，蚁民长时期在香港，深高会员的业务也一直由香港办公室经手。深圳特发无从掌握会员的全部资料，也不能自行发展会员。
于是有了刘大中的故事。
现任广州南湖高尔夫球场总经理的刘大中，虽然不像他的继任者张景纯及陈朝行那么有名，但他在深高的任期中，至少有两项举措对中国高尔夫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就是结束了深高在会员的纷争局面。上任后，他要求验资查账，向蚁民及外资股东提出巡查会员资料，否则就中止现行会员打球资格。最终迫使港方就范。
于是深高在罗湖的富临酒店包了几间房，花费数月完成了验资过程。从此，中外股东的对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方股东不仅全面掌握了会员资料，也获得吸纳新会员的资格，中介赚取佣金的流程也可以在深圳完成。
这一战略性的胜利，与其说是刘大中为中方股东立了一大功，倒不如说在新中国高尔夫球场商战中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在新中国第一代高尔夫球场历史上，会员海外销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记忆好的人，肯定会想到当年轰动天下的“宝日偷税抗税事件”。
宝日高尔夫俱乐部
宝日高尔夫俱乐部是深圳的第二家高尔夫球会，于1987年获得批复，1992年6月开业。是中日合作的球场。中方是深圳宝恒集团，日方为安乐开发株式会社。又是一个中日携手的案例。开业时，有些深高的员工跳槽去了宝日。
但在1997年，宝日球会出了件大事，被深圳政府查封并拍卖。原因就是双方在“宝日球场的海外会员应不应该在深圳纳税”这一争执点上各执一词。日方拒绝向中方提供海外会员资料并申报纳税，结果深圳市地税局重拳出击。
当时拍卖价为2.6亿，创造了中国高尔夫的先河。最终竞标成功的是香港中旅集团，球场随后改名为聚豪会高尔夫球会。
现在很多高尔夫人不知宝日只知聚豪会，就是因为这场海外会员税收之争所造成的原因。
“深高也有海外会员，不过都是在我们这注册的。他们和本地会员的区别在于，他们不用付年金，若来打球，付费比本地会员稍高些。”这是深高一位老员工的解释，“不过在验资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当时外方除了启动投资一千余万港币外，其他的投资都是靠卖会员证续上的。”
深高的会员证从八万人民币起步，之后一直攀升，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翻了好几倍，会员人数也突破500大关。当时的会员超过百分之九十是日商白领，对于日本在海外的サラリーマン(salary men)，有高尔夫作为周末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深高成了深圳及香港的外商集结地，尤其是日本大企业。如东京银行、住友商社等，经常把年会设在深高。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访华，也曾到深高秀了一下球技。
甚至深高的餐厅，也成了深南大道上几家外资企业的饭堂。其中包括美国杜邦公司，几乎每周都会来聚餐。
不得不承认，蚁民和陈泽富把猿丸集团找来是找对人了。
猿丸近悟引进了日本风格的会馆设计，以及包括球僮和餐饮在内的一系列管理体系。更祭出强手，找来了日本高尔夫界当时最红的青木功，作为深高前18洞的设计师。
与海外会员证的较量结束后，深高的“吸引外资，营造投资环境”的战略作用就发挥得更充份了。
于是有了第二件刘大中可圈可点的故事：
中国第一代球手东渡南归。
2023年，中国高尔夫群出现了“风华85群”。核心就是1985年前往日本大甲贺高尔夫球会学球的河北省体育专科学校的十名学生。这十人包括后来在中国职业高尔夫江湖驰骋多年的程军、刘国杰、韩志山、刘晓军、吴相兵、贾翠华，以及老师崔志强。
河北省体育专科学校的老师崔志强（左一）及十名学生东渡日本学习
“风华85群”缘起于上世纪的1983年，当时河北省和日本大场商事会合作，拟在廊坊建设高尔夫球场，结果最后没谈拢。作为补救方案，大场商事会提供支持，河北体校选拔了十名好手去日本学习高尔夫。
风华85群在日本学习期间
三年后，这十位燕赵壮士回到国内。除了带回日本的高尔夫专业知识外，他们还提回来了日本的先进电器，这在当时引起了国人的嗟叹。但尽管有嗟叹和羡慕，他们仍需要出路。在当时的高尔夫环境下，这十个小伙子的工作怎么安排着实是一大难题。
这还惊动了时任中高协主席荣高棠。
1988年国内四大球会中，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已经拥有九男九女的“狗男女”选手阵容。而珠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以游乐场为主，高尔夫球场只是配套项目，选手只有一个张连伟，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相比之下，只有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和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有足够的生意量可以接纳。况且北京和深圳这两座大城市也有足够的吸引力。
最初的决定是五人去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五人去深圳高尔夫俱乐部。
但是耽搁了三个月后，事情还没搞利索。因为北京的球场不愿给解决北京户口,最后决定这十人一起去深圳。
这个决定肯定涉及一连串红头文件和程序的组合，但最终关键人物则是刘大中。
事后证明，这“风华85群”在深圳跟随著改革大潮，各自有着不同的命运和生涯轨迹，但高尔夫始终贯彻他们的人生。
深圳乃至中国高尔夫的进程也因为这十个河北汉子的南下，而增添了更多色彩。 “风华85群”后来给自己加了个开心的定语：中国高球，河北力量。
刘大中在1990年又把在珠海混得灰头土脸的张连伟弄到了深高，张连伟就此发愤图强，并打出名堂。
他和程军关于“中国高尔夫第一人”的称谓从深高打到全国，乃至国际赛场。这也是贯穿九十年代中国高尔夫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国高尔夫第一代职业选手之路的集中体现。
1995年的程军（右）和张连伟（左）
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的肯定要算上刘大中。
那么，“风华85群”的户口问题怎么办？因为这十位虽然到了深圳，户口并没能够迁进来。
这时，张景纯开始发挥他长袖善舞的能力。
张景纯是一位东北汉子，如果说如今中国高尔夫产业中，称张景纯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恐怕没人反对。
张景纯（右）和戴耀宗（左）在深圳的咖啡馆
不过谈及他在高尔夫上的成就，人们举的例子就各不相同了。
有人说他曾发起成立了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是中国高尔夫教育的先驱。有人说他曾经涉足高尔夫教学出版，算是高尔夫媒体的元老。有人说他是深圳高尔夫球协会的创始人，并在1985年担任了协会的首任秘书长，在任期间为推动公众高尔夫球场鸣锣开道。
还有人说，他是中国高尔夫博览会的始作俑者......
当然更多的人会提及到他是高尔夫产业推动者，因为他创立的京津海公司，建造和拥有了国内一流的高尔夫球场。全盛时，公司参与建设了四十多个高尔夫球场。自己投资建造了四个球场：上海东庄海岸高尔夫俱乐部、北京清河湾乡村体育俱乐部、北京奥园体育俱乐部和天津京津高尔夫俱乐部。
张景纯是中国高尔夫圈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位
清河湾后来卖给了日照钢铁，京津则转给了京基集团。
毫无疑问，张景纯是中国高尔夫圈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位。但他自己最认可一个球友对他的评价:
张景纯是把中国高尔夫发扬光大的推手。
这一推手的舞台始于深高。
张景纯1950年生人。九十年代初，已经是深圳特发旗下的二级贸易公司深浪公司的老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92年他和高尔夫结缘，从而改变了深圳高尔夫的天空。
那年初刘大中赴香港任职，深高中方总经理一职閑置了两个月后张景纯到任。
当时，深圳的高尔夫球场绝大多数是日韩会员的天下。张景纯「发扬光大」的第一招，就是吸引国人走进球场。
据贾晓东回忆，正是在张景纯到任后，深圳的领导们被请进了深高，开了深圳当地人打高尔夫的先河。
九十年代初，深高前台有一份名单，我们暂且称其为「早球」清单。
什么意思呢：
每周一至周五，深高早上都会有一些当地或省里来的领导过来打九个洞，吃一顿早餐，费用较为优惠。
深高餐厅的大肉包子是最受欢迎的早餐之一。
那么，谁能享受这大包子及九个洞的优惠待遇呢？前台小姐手里有份花名册。如果你不在这份名单里，那么就Sorry。
张景纯怎么说动领导们到深高来“晨练”，没有人能说清楚过。全盛时，这份名单上有30人左右。领导们身体也好了, 高尔夫“早市”也带动起来了。
领导带动，深圳众多企业的老板也加入了高尔夫的战团，纷纷购买了深高的会员证。
深圳高尔夫的平台优势在深高发挥得很充份，尤其是招商平台功能，在张景纯任期内取得累累硕果。
著名的深圳教育万里行活动和香港商人李嘉诚的合作，就是在深高会所里一拍即合的。
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应运而生，也是在深高。1992年，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深高视察，深圳市委领导厉有为和李灏陪同，张景纯自然要向领导们汇报行业情况。当聊到国内高尔夫人才极度匮乏时，几位领导就决定在深圳办学，培养高尔夫管理人才。
“高尔夫学院当时别说在国内，就是全亚洲恐怕也没有一家。”张景纯马上行动，挂衔学院筹建副主任，厉有为任主任。1995年，学院先挂靠在深圳高等职业学校内，三年后正式在深圳大学成立了高尔夫学院。在后面的章节中，张景纯作为高尔夫教育的先驱者有更多的提及。
1988年将“风华85群”以及张连伟纳入深高的散子閑招，也发挥了愈来愈大的品牌作用。后来以深高为基地出现了业余高手的“金牌会”和“巾帼会”。其中代表人物有后来曾出资建造丽江玉龙雪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韩广明。
1994年张连伟和程军身披国旗出征广岛亚运会，也是张景纯出面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争取，保证了他俩的职业资格。而在张连伟取得个人亚军后，球会向市政府申请，为张连伟和程军争取了优惠住房待遇。
说回那“早球”清单和“风华85群”户口的关联故事。有一天,李灏来“晨练”，经常在前台接待领导的韩志山也就依熟卖熟，提出“户口”的事，说他们十个人“进深圳”等待的时间太久了。
“这事简单，你打个报告。”李灏回答得挺干脆。
等李灏打完九洞，深高的正式报告也交到他手上了。很快结果出来，十个户口名额得到解决。
在那个时代的深圳，这件奇功不知该算在谁身上。是韩志山？还是“早球”清单的鼻祖张景纯？
2023年，韩志山说起这段往事时，已是他本人成为深圳户口的35年后，地点是在“天下第一球会”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VIP餐厅里。这时他已经是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总经理了。放眼整个中国高尔夫江湖，最有排面的球会老总恐怕就是韩志山了。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光在深圳和东莞两地的球僮就超过两千人，并拥有10个18洞球场。如果再加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10个球场，一千多球僮，韩志山堪称中国高尔夫的“八十万总教头”。
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韩志山
在“风华85群”中，除韩志山叱咤风云外，刘晓军是广东鹤山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贾翠华曾是河北涿州京南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程军不但成了中国公开赛的第一位本士冠军，后来还投资了北京天安假日高尔夫俱乐部，并且被<高尔夫>杂志评为教练名人堂堂主。其它好汉也各自绽放属于自己的花火。
而张景纯“发扬光大”最突出的贡献，可能是最不为人知的。
有一年，关于深圳高尔夫俱乐部水资源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包括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云海谷高尔夫俱乐部等球场的生存。是张景纯等人通过论证和调研，建议政府将球场用水可以定性为景观用水，政府也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而使得相关球场得以延续。
虽然这已经是他离开深高之后很久的事了，但他对高尔夫的深厚感情，无疑始于深。
深高所燃放的花火，在张景纯之后，便交到陈朝行手中。这位潮汕人可能是历任中方总经理中，“触摸”高尔夫最深的人。
陈朝行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多年前，这位中山大学中文系高才生写过一部自传体散文集《触摸高尔夫》。
有些事，实在是天注定的。
陈朝行至今还记得，在1995年中国巡回赛元年首战落户深高，赛事举办的前一周他到任的。他亮相即迎来高潮，那场比赛，主场队员张连伟夺得冠军，紧接着又是荣高棠的农历生日。于是，人们记住了这位文质彬彬的新任中方总经理。
沃尔沃中国巡回赛的开幕赛在深高举行
陈朝行任期内还完成了深高的球场改造，可能是他留给深高的最好记忆。
深高最初由日本设计师青木功设计了18洞，后来香港职业球手邓树泉等人群策群力设计了另外9洞。但这27洞的风格过于平淡，用陈朝行的话来说，过于“大平正方”。
1997年，陈朝行主持全面改建，请来在国内崭露头角的Nelson & Haworth设计公司，终结了前十二年的“大平正方”时代。
后来他又出任沙河高尔夫球会总经理，创办了朝向高尔夫公司，参与建造和管理了一系列高尔夫球场，包括海南山钦湾高尔夫俱乐部、丽江玉龙雪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云南石林高尔夫球会等世界一流球场。创办了中国业余巡回赛，出版了朝向白皮书，世面弄得很大。
2006年，中信原董事长王军出任朝向集团董事长，更是对陈朝行及朝向的高度认可。
在历任深高总经理中，陈朝行和蚁民的私交最好。他俩结缘也是在深高的一个大日子。
1985年11月26日，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周鼎参加深高开业时，他的秘书陈朝行陪在旁边。
开业酒会上有很多高级清酒，而最别致的却是席上的木制四方酒杯。很多嘉宾都随手带回家了。爱收藏陈朝行自然不例外，而蚁民却忘了留一个作为纪念。
若干年后，陈朝行向蚁民说起这四方酒杯，蚁民想要回，陈朝行说已经给儿子陈思。而陈思和蚁民伯伯借机开玩笑说，“除非您用深高的九条球道来换。”
对于陈思这狮子大开口的段子且按下不表，但陈氏父子对蚁民的感情其实颇深。蚁民去世时，他俩专程前往香港吊唁。
如今，陈思是一位出色的高尔夫教练，而他最得意的弟子正是他的父亲陈朝行。
到了2022年，年逾古稀的陈朝行再次成为新闻人物。他将朝向集团卖给了深圳的地产商恒丰集团，实现了全身而退。朝向的小股东们，都是他在深高的昔日旧将，也得到相应的回报，可谓雨露均沾。
陈朝行退休后开始认真学球，偶而也参加一些会员杯。用他的话来说，以前给人颁奖，如今被人颁奖。开启了躺平的生活。
这几年，以独立评判高尔夫事件的潮汕人延陵子（本名吴若成）把朝向集团所有权易手事件评为2022年度大事件，为陈朝行的故事定了性。
2024年陈朝行决定自己的故事自己写，于是他又捡起青春时的文学梦，要为自己的高尔夫生涯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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